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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海的育种传奇

时间:2018-08-01 14:12:38 作者: 来源:本站 点击:次 【收藏到QQ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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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业育种界有“南袁北李”之说,“北李”,其实有两位,其中之一就是李登海。他是玉米育种和高产栽培专家,研究员,兼任几所农业大学的硕士生导师。在中国育种界(不仅是玉米育种界)李登海取得的研究成果数量首屈一指。但李登海又不同于一般的专家。李登海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是在“文革”以前,初中毕业就赶上了“”。现在在履历表上填写的“大专”学历,是函授得来的。那时他已是全国知名专家了。李登海的科研成果是大批直接用到生产实践上的良种,而不是等身的巨著宏论。国内的竞争对手说:中国加入WTO后,只有李登海领办的登海种业才具有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

  李登海不是高官,但享受很高的政治待遇;李登海是育种专家,不研究政治,但他懂政治、讲政治。13亿人口的中国,粮食安全,让老百姓吃饱饭,是执政党最大的政治。 李登海在育种科研、玉米高产栽培和种业体制创新领域亲历亲行30多年,培育出20多个优质高产玉米新品种,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种植,累计增产粮食800多亿公斤。创造出亩产过吨粮的世界夏玉米最高纪录,在李登海的试验田里,玉米、小麦两季能产吨半粮,1亩地能养活4个人!

  因为李登海不是学院派出身的“专家”,而是从一个普通又普通的农民技术员(全国何止成千上万?),在实践中摸爬滚打自学成材的专家,因而被许多人称为“农民育种家”。这一称呼是褒是贬,恐怕出自不同人之口,含义也会不同。如果根据育种家的出身就冠以“XX育种家”,那么不是农民出身的育种家又该怎样称呼呢?

  其实,“天道酬勤”这个成语用在李登海身上再恰当不过了,专家同行说:像李登海这样连续二十六个春节(冬季)在海南搞加代育种的,别说全国,全世界也只有他一人能做到!

  海南三亚是热门旅游区。然而三十年前的海南岛决不是风光宜人、游客云集的旅游圣地,至于黎族兄弟聚居的陵水县荔枝沟,则更是人迹罕至、蛇窜鼠跳的不毛之地。1978年冬天,李登海身背干萝卜丝和猪大油,还有用于加代繁育的玉米种,汽车、火车、轮船,跋涉八天八夜,从山东掖县(今莱州)闯进海南荔枝沟,从此开始了他圣徒一般追赶太阳的南繁育种历程。

  如今的登海种业南繁基地已是全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好的科研基地。每年冬季,特别是春节的时候,到海南“考察”的领导们都会顺路到基地看望慰问李登海和他带领的育种专家们。这里有公寓化的宿舍,彩电、淋浴、餐厅,配套齐全。每年冬天,登海种业的育种技术人员都集中在这里,进行大规模的加代育种。

  二十七个冬季,李登海象追逐太阳的候鸟,从山东到海南,培育出了一个又一个玉米新品种,一次次创造中国玉米高产的新纪录,在实践中实现了玉米育种理论的创新的玉米高产栽培技术的突破。

  初中毕业后,李登海回乡务农,因为表现好,被选进村农科队当上了农民技术员,1972年当上了农科队长。

  那时候胶东农村正提倡“科学种田”,掖县(今莱州市)北部几个种田特别好的村还是山东农业大学和莱阳农学院、烟台农科所的试验基地。受专家们的影响,各村几乎都成立有农科队,主要是引种新品种,进行高产栽培试验,玉米、小麦、地瓜、花生,什么都搞。那时候农民种的玉米品种主要还是当地的“二马牙”、“小粒红”等普通农家种子,一亩地也就打二三百斤,而小麦一亩地能打四五百斤,为什么大粒(玉米籽粒大)的产量还不如小粒的(小麦籽粒小)?李登海动了脑筋。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当时美国的玉米亩产已达到了2500多斤。我们太落后了,二三百斤和2500斤的差距太大了。外国人能办到的事,中国人也一定能办到。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李登海把毛主席的这段话(那时候叫“毛主席语录”)工工整整地写在日记本上,实际上也印在了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了,成为激励他不懈奋斗的座右铭。

  李登海带领队员们把能征集到的全国各地最好的玉米品种,每年种植10多块实验田,探索玉米高产的道路。但由于当时能选用的玉米品种基本上都是平展型玉米,无论用什么办法,产量都突不破750公斤。 必须选用高产的新品种,可搞育种,对只有初中文化的李登海来说,知识远远不够用。1974年,李登海被村党支部推荐到莱阳农学院(现在的青岛农业大学)进修(那时候叫“社来社去”,就是学完之后仍是农民身份,还回农村务农)。那正是“批林批孔”热火朝天的时候,李登海不顾别人批他走“白专道路”,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利用一切时间拼命学习育种和栽培理论。

  莱阳农校的刘恩训老师是搞遗传育种的,看到李登海潜心钻研理论知识的劲头,他象发现了一颗好苗子,进修结束时,刘恩训老师将二十几粒玉米种子交到登海手里,“这是从美国专家手里得到的材料,拿回去分离研究一下,或许能出来新东西。”李登海如获至宝,当年冬天就带到海南岛去加代繁育。从此,李登海不仅收集了大量的种质资源,而且自己创新培育了大批骨干玉米自交系,被全国众多育种单位广泛应用,特别是在紧凑型玉米的育种和高产培创方面,连续不断地创出新业绩、创造新纪录,用实践确立了自己在育种界的地位,被誉为中国“紧凑型玉米育种之父”。

  李登海肯定是一位企业家。这从他自己投资创建莱州市玉米研究所那天就已经确定了。

  莱州市玉米研究所不是国有事业单位,如果从单位名称上判断其属性,可能会犯经验主义错误。李登海自己筹资创办莱州市玉米研究所的1980年代,中国种子行业还没有“个体户”,要注册登记“科技个体户”这样的单位,工商管理部门无章可循,只有戴上一顶“红帽子”,本来是自然人出资的集科研、生产、经营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实体,却在营业执照上写的是“集体企业”。

  从莱州市玉米研究所,到莱州市农业科学院,再到莱州市登海种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企业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也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从两万元资产、几个人的“科技个体户”,发展壮大成为正式发行上市的全国种业五十强的现代化大公司,李登海用了二十年时间亲手将他的这一“产品”在全国做大做强,李登海当然是名符其实的企业家。

  但是,李登海没读过MBA,李登海手下的主要干将平均学历连高中都不到。然而就是这样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队伍,在与学历高、经费足、装备精良的一大批国有科研院所和种子公司的激烈竞争中占了上风,甚至与世界种业老大美国先锋种子公司合资建立了自己控股的“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认李登海是企业家,或者是标准不同,或者是观念不同。但是市场承认。

  办企业自有办企业的章法,然而198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刚刚实行大包干,一个“农业科技个体户”如何办企业?问谁都答复不出个章法。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可是第一个闯路的人该如何迈出第一步呢?

  1984年,原来村技术队的同伴们都在自己的责任田里热火朝天地奔致富路的时候,李登海夫妇带着五个光棍汉和四个毛头小伙子,在自家的厢房里办起了“掖县后邓农业实验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几乎没有任何来自政府、社会的精神鼓励,物质支持更是无从谈起,有的只是白眼和嘲笑。这很容易理解:放着进城、转干、吃皇粮的县科委副主任不干,领着几个“没本事”的人干个体,不是脑子有病是什么?!然而就是这个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实验站却是中国第一个民营农业科技企业的雏形。尽管它简陋的有些寒酸:三间老屋,几条麻袋,几个箩筐,再就是锨镢犁耙这类最原始的农具。当然了,还有李登海视若珍宝的几千份玉米育种材料。

  1992年,李登海的玉米研究所已经有些规模了,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当然也有点家底了。如何把一起创业的伙伴们更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如何处理好积累和分配的关系,为将来的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小单位遇到了大问题。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企已经改革已走在前边了,民办的科研所怎么改?李登海咨询专家,征求领导意见。在从北京参加完党代会回来的飞机上,时任烟台市委书记的杜世成同志给他出主意,搞股份制呀。李登海说,搞股份制,我就得占大股,可我是员,应该无私奉献,这合适吗?杜说,有什么不合适的?把你的有形资产无形资产投进来,再吸引进更多的资金和人才,把研究所办成公司制的新企业,把种子产业做大做强,不是可以给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吗,这符合三个有利于的要求呀,这正是员应该带头做的嘛。有了领导的鼓励,李登海心中有底了。于是李登海把自己的家底进行了评估,又选择主要管理人员和骨干技术人员共同出资,组建起全国首家集科研、生产、推广、经营于一体的种子产业化农业科技企业。

  1990年代后期,全国种子行业不断放开,各级育种科研单位和各类种子公司纷纷改制走产业化的路子,国外种子公司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1997年,李登海斥资2400万元,买断了全国颇有影响的当地镇种子公司,组建了莱州市登海种业有限公司,第二年增资扩建成莱州市登海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为了加快发展,迎接入世带来的新的挑战,加快企业发展,进一步增强竞争实力,2000年,李登海又毅然决策,将莱州市登海种业集团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迈出了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进入资本市场、加速企业发展的第一步。

  在人多地少、自然条件并不优越的中国,李登海用自己培育的一个又一个玉米新品种和高产栽培技术告示世人: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己养活自己!

  青年科技先锋、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科技功臣、全国优秀民营企业家、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李登海以自己成绩卓著的实践赢得了许多荣誉称号。从青年到中年,世事变迁,并非所有的“先进”、“英模”都能做到与时俱进,昙花一现的有之,甚至腐败堕落的也并非个别,而李登海却始终让人放心。

  作为第八届全国青联副主席、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专门委员会委员,李登海享受的政治待遇很高,他在人民大会堂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共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方向的重大决策。但李登海并没拿这当自己炫耀的资本,而是始终在育种科研和发展壮大民族种业的创新实践中忠实地履行一名员本分。

  李登海引起上级的注意,当然是因为他在玉米育种科研和新品种推广上取得的突出成绩,县里的、市里的、省里的,各种荣誉称号每年都得两三个,而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他39岁的时候,也就是1989年,先是获山东省十大杰出青年称号,接着就是全国首届十大杰出青年。1992年,脚上沾着泥巴、头上顶着玉米花粉的李登海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成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连续两届当选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委员。

  十多年的代表生涯,李登海不负人民的嘱托,忠实地履行代表的职责。特别是在推动有关农村、农民、农业的立法方面,他结合自身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走访调研,了解社情民意,为推进立法奔走呼喊。《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制定和出台,李登海提出了十几条很有见地的建议,在农业部的档案室里,李登海提的立法建议专门作为资料保存。《婚姻法》修改的时候,有些条款涉及到广大农村千家万户无数个家庭和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李登海身在农村,非常熟悉了解情况,他提出五条修改意见,引起法学专家的高度重视,中央电视台专题采访他。城市规划建设、农机管理、海洋渔业,凡是涉及到土地、涉及到农民利益和农业、农村发展的事情,李登海都会以人民代表的身份积极建言献策。

  作为第八届全国青联副主席,李登海多次带团或作为成员出访欧洲、非洲、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李登海以自己在专业领域的博学和外交方面的睿智,树立了中国青年的良好形象。李登海率团访台时,有台湾记者问他:李先生,你和李登辉是什么关系?登海从容应答: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来,按中华民族的传统,我跟登辉先生当然是同宗同祖的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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